资本控制由此形成了两个相互支撑的环节：一是垄断市场，控制资源和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所必需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环节；二是利益捆绑，使维护美国资本的利益和特权成为当地部分势力的共同诉求
美国资本要求保护自身商业利益时，调用国家力量实施了干预；发展中国家试图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时，因为触动了美国资本利益，引发了超出商业争议的政治后果
“香蕉共和国”的形成，是美国企业、政府、军队、智库共谋的结果，其导致的更深层问题是中美洲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变发展路径的成本被抬高，经济自主发展空间被压缩
文 | 石培培
“香蕉共和国”最初用于描述高度依赖香蕉等初级产品出口且经济发展深受外国资本影响的中美洲国家，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象征性概念，用来形容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被外部力量把控、自身政策自主空间受到明显约束的发展状态。
历史上最典型的案例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等企业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等国垄断了香蕉种植和出口，并逐步介入所在国的土地分配、劳工关系和国家政策。随着商业垄断与美国外交、安全力量相结合，美国资本获取利润的要求又被提升为必须维护的“国家利益”。最终，在美国国家力量的干预下，中美洲国家调整收益分配、推进社会改革、自主发展经济的权力受到损害，在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政府被推翻的情况。
如今，美国更加直接地参与海外能源和关键矿产投资，美国资本通过控制资源能源经营和市场交易积累经济优势，再借助国家力量保护这种优势，其战略目标不仅指向对相关国家资源供应和收益分配的主导权，更包括对这些国家发展路径的控制权。
在洪都拉斯圣佩德罗苏拉，一名当地员工在纳纳香蕉公司工作（2024 年 6 月 16 日摄） 新华社发（戴维 · 德拉帕斯摄）资本控制的两个环节
回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等企业在中美洲攫取巨额利润、控制相关国家经济命脉，可以看到其逻辑起点是对市场的控制——控制生产和销售。
生产端，美国企业大规模占有土地，经营香蕉种植。美国国务院1950年代的文件显示，联合果品公司当时拥有约300万英亩土地。销售端，美国企业组织香蕉出口贸易，将远洋运输和海外销售置于其商业网络之中。在控制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美国企业一方面以对中美洲国家的投资为诱饵换取土地所有权、税收减免、长期特许经营权和排他性交易等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又对中美洲国家的独立生产者、竞争企业和销售渠道进行持续打压，从而形成了市场垄断地位。
此时，美国企业已掌控中美洲国家整个出口经济的运行条件，尤其是控制了其经济运行中的关键节点即出口渠道——即使中美洲国家拥有土地和产品，也无法自主运输和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美国企业已能够深度影响相关国家的税收、就业和经济结构，并由此获得了显著高于普通企业的谈判能力。
美国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方面，当地政府试图提高税收、调整土地政策或改变合作条件时，就不得不考虑相关调整对于作为一种系统性力量的美国企业以及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企业为了固化甚至扩张其利益，会凭借其投资和出口等能力左右政府决策，而不是被动接受政府的政策调整。由此，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商业利益调整，转变为围绕政策制定权和利益分配权的政治博弈；本应由当地政府和当地社会协商决定的土地、税收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美国资本利益的影响的制约。
为了维护特许经营、税收优惠等利益，长期从中美洲国家攫取巨额利润，美国资本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与当地的政治、商业和军事精英结成利益联盟，使美国资本的利润同时成为一部分当地精英的收益。通过利益捆绑，美国资本获得了当地精英提供的政策保护——相当于美国资本间接获得了中美洲国家的政治权力。这样一来，中美洲国家要想改变特许经营、税收优惠等政策，不仅会动美国资本的奶酪，也会动其利益相关方的奶酪。面对既得利益可能受损，部分当地精英必然阻挠政策调整、竭力维护既有利益结构，这就导致中美洲国家的改革难度大幅增加。
资本控制由此形成了两个相互支撑的环节：一是垄断市场，控制资源和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所必需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环节；二是利益捆绑，使维护美国资本的利益和特权成为当地部分势力的共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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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国家机器实施干预
美国资本能在中美洲国家攫取巨额利润并对其实施控制，一个关键原因是获得了国家力量的保护。当资本的垄断地位可能被动摇时，“国家安全”可以成为保护海外商业利益的理由。
1950年代危地马拉发生的事情集中展示了这一过程。当时，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以推行社会改革、维护国家主权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闻名。1953年至1954年，阿本斯政府拟依据土地改革法征收联合果品公司大量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并提出以长期土地债券进行补偿。最初，双方的矛盾集中于土地所有权、征收范围和补偿标准等经济问题，后来，联合果品公司推动企业利益进入国家安全叙事。1954年4月，美国政府正式代表联合果品公司向危地马拉政府提出索赔。与此同时，华盛顿对西半球的战略控制诉求又与企业维护商业利益的要求相互叠加，并将阿本斯政府的政治取向与土地改革政策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框架，干预工具随之加码。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代号为“PBSUCCESS”的秘密行动，通过扶植反对派、心理战、秘密广播、外交经济施压和准军事行动，推翻了阿本斯政府。美国解密文件还记载了相关空中轰炸及其对危地马拉政权交接的介入。
这一过程中，企业利益、冷战意识形态和地区霸权目标的结合，使美国国家机器成为强制力量。美国资本要求保护自身商业利益时，调用国家力量实施了干预；发展中国家试图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时，因为触动了美国资本利益，引发了超出商业争议的政治后果。
自主发展空间被压缩
“香蕉共和国”的形成，是美国企业、政府、军队、智库共谋的结果，其导致的更深层问题是中美洲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变发展路径的成本被抬高，经济自主发展空间被压缩，民众福祉受到损害。
经济层面，联合果品公司等大型外国企业在中美洲国家通过购买、特许经营等方式掌握了大量土地并将其纳入面向美国市场的香蕉种植和出口体系，强化了土地集中和单一作物生产，使外资主导的少数初级产品出口成为中美洲国家的经济命脉，导致其农业资源越来越围绕出口部门配置，粮食生产、农村土地分配和产业多元化发展空间则受到挤压。
美国企业在中美洲国家既参与生产，也掌控着航运、海外销售和国际市场渠道，因此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就业、财政收入影响较大。这就导致中美洲国家在调整产业政策、提高税收或扶持本土企业时，不得不看美国企业的脸色。
美国企业对初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介入越深，中美洲国家推动产业多元化的成本就越高；产业转型越困难，就越需要依靠外资主导的出口获得财政和外汇收入。长此以往，中美洲国家的资源优势就难以转化为工业、技术和产业能力，国家自主调整发展道路的空间也会不断被压缩。
社会层面，美国企业主导的种植园经济需要大量农业劳动力，但对技术人才、产业工人和本土企业体系的需求相对有限。与此同时，与外资联系密切的地主、商人和政治精英能够持续从既有经济结构中获益，并逐渐形成维护现有利益安排的本土力量。由此，外资影响下的阶层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这又会增加土地改革、产业调整和利益重新分配的政治成本。
“香蕉共和国”的结构性困境最终体现为，美国资本推动当地资源向少数出口产业集中并形成垄断，当地既得利益群体又推动既有结构延续。当这些因素同时存在时，美国资本拥有的商业优势就会逐渐转化为影响中美洲国家政策选择的结构性力量，而后者改变原有发展模式的空间则不断受到压缩。
美国控制手段的新变化
美国控制“香蕉共和国”的历史与当下对一些资源国的布局，存在相似的路径：美国通过商业活动攫取利益，同时运用国家力量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交易和分配秩序。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当下对富有关键矿产和石油资源国家的控制手段正呈现出新的变化：传统商业控制与政府金融、制裁、许可和大国博弈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矿产供应方面，美国正以政府机构直接投资和承诺长期包销等方式“锁定产出”，将资源国尚待生产的关键矿产提前纳入由美国主导的供应体系。
能源交易方面，美国正通过制裁和许可等行政手段来限制交易与批准交易，决定他国石油资源谁可以购买、交易款项进入美国哪个机构的账户、相关收入如何支取和使用等。由此，美国获得的已不仅仅是企业投资收益，更是对他国经济命脉的行政控制。
战略竞争方面，美国对资源国的控制被纳入大国博弈框架，不仅限制关键矿产和石油进入竞争对手的产业链，更要资源国更顺从地服务于美国全球争霸的目标。
美国这些打法的掠夺性，不仅体现为攫取资源和商业收益，也体现为以国家强制力保护自身优先地位，干预资源国选择发展伙伴和调整产业方向的权利。这些权利一旦被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单边许可所取代，“香蕉共和国”背后的控制逻辑就可能以新的形式延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实盘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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